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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卓祺:《告别西潮——盲冲瞎闯的民主运动》前言

admin 2020-07-11 战报点评 评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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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些事情反映,即使理想崇高,还会有鲁莽、自以为是问题,人性的劣质一面,可谓恒久不变。

  学生闹事是《西潮》的一个小插曲,我借鉴这小插曲,对最近几年发生于香港的民主运动作出评价。

  两者相比,香港民主运动更等而下之。

  原谅我这样评估今天普及大学教育下的香港大学生,他们已经称不上是社会精英了,不能与五四运动时期的大学生相比了。在互联网普及的年代,民主运动中的参与者往往被情绪牵动,作出与自己长远利益及社会整体利益相违背的行为,这就是我说的“盲冲瞎闯”。

  香港这个民主运动,大学生之外,还有不少专业人士、老师参与,其中不乏草根流氓。

  他们一些人(包括大学生)粗言秽语,行动激烈,如果这就是未来的社会精英,真的讲笑了!当然这是我个人的观察及评估。但由于开始时对这些人采取宽容态度,社会及传媒对过激的言行好像听而不闻,视而不见,终于姑息养奸,导致运动趋向激进化,不再追随传统的“和平、理性、非暴力”温和路线;一些极端分子更诉诸没有底线的勇武抗争,终于引来港独分子及2016年元旦的旺角暴动。

  五四运动、香港民主运动是否重大历史变动?如何评估香港民主运动的影响呢?这与如何看待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有莫大关系,两者追求的,都是西潮。用李泽厚的说法,五四运动以启蒙为目标,是批评旧传统的新文化运动。

  [3]所谓启蒙,就是扬弃旧传统、礼教及家庭对个人的束缚,摆脱愚昧,争取个体的“自由、独立和平等”。从中国近代史的角度,究竟五四运动是否构成重大的变动、推进历史的进程呢?根据汪晖在《短二十世纪》[4]的讲法,重大历史变动如辛亥革命,不在于其规模浩大,而在于其能终止了以前形成的历史范式,因而日后发生的事情不再是从前的延续,而是这新事件开创的范式的序列性开展。

  上世纪70年代以降,国内外学术界对五四运动有新的评价,将它定位为激进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。

  这个激进主义如何激进呢?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如陈独秀认为中国需要创造新文明,他在《青年杂志》〈一九一六年〉一文这样写着,“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,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文明为止境”,“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,皆以古代史目之。”[5]。

  即是说,陈独秀认为20世纪应该与19世纪断裂,他要人们忘记过去,从头开始。

  这表示他将五四的新文化运动视之为重大历史变动,要终结以前的范式,与中国传统文化作一断裂。五四运动的激进主义有其自身的逻辑,因为自1911年辛亥革命,中国只是在形式上建立了民主共和国,政治革命的结果未能改变国家民族面临覆亡的威胁。

  在西方的冲击下,中国作为一个政治主体能否存在?中国人能否自存?成为问题;因此,一些激进主义者便相信持守传统文化没有出路。

  在20世纪初在西方列强的欺凌及压迫下,因而要与传统文化决裂的,不是只有中国,横跨欧亚大陆、在奥图曼帝国崩溃后建立的土耳其,处境亦相似,其民族英雄凯末尔呼吁:“为了拯救国家,没有其他的办法,只有摧毁从政府机器到国民精神的一切,并树立新的东西”[6]。不过,五四运动同时包含两股力量,其一是源于西方文明的个体解放、自由民主的启蒙主义,其二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民族救亡运动。正如李泽厚所言,五四是“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”,结果当然是救亡掩盖启蒙[7]。而救亡运动的考量,正如孙中山的判断,是如何治理中国民众“一片散沙”的散漫状态,而非模仿欧洲近二三百年以争取人权与自由为目标。

  孙中山认为:“中国自古以来,虽无自由之名,而确有自由之实,且极其充分,不必再去多求了”[8]。

  他认为自秦以来,中国普通老百姓只要不反皇帝和纳了粮,便不会承受多少皇权专制的痛苦。因此,他认为要注入民族主义,透过党国体制甚至个人独裁,才可以凝聚人民。

  结果当然是需要限制人民的自由,结束中国人“一片散沙”的状态,这才能够摆脱列强的压迫,令国家民族得到自由[9]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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